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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写信铺”目前北城还存有两家，这两家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基本都不再给人写信了，而改为代人写对联和材料。而这都缘于现代化的通信工具。

　　曾几何时，书信一直是我们用于沟通情感的传统方式。但旧时普通人家识字者不多，想要写封家书则要找人代为执笔，由此产生了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已经越来越陌生的职业——代写书信。

　　时至今日，这种职业还是否存在？其背后又有怎样的背景故事？按照地理文化的划分，北城即玉溪的老城，也是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在这里，“文字”应该是作为当地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所存在。为此，记者于近日来到红塔区北城街道，对这种渐渐消失在人们视线和记忆中的职业试图进行探寻。

　　淹没在现代文明中的“代写书信”

　　穿梭于北城的街巷中，不时可见上点年纪的老人们从兜里掏出手机打给不在身边的家人、亲友，边走边看手机的年轻人则会用熟练的指法编写着短信。弹指一挥间，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能用简洁、迅速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他们看来，在手机上按几个键远比写字便捷多了，以至于“有事打电话”成了人们离别时相互嘱咐最多的一句话。

　　旧时的北城人大多都以农耕为主，家庭生活并不富裕，也没有多余的钱学文识字。在这样的环境下，识字者基本属于家庭富裕的阶层。但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都有与生俱来的与人沟通以及出门报平安的本性。识字的人可以提笔不求人，那不识字的呢？他们唯一的办法便是找人代书。

　　北城是记者见过对于传统保留相对完整的地方之一。那么，代写书信这种传统职业在这里会有所保留吗？以“高古楼”为中心，记者走访了附近一公里范围内的住户和店铺，发现在这个范围内居住的居民大多都能对北城历史说个大概。对于代写书信，他们则表示这个行业民国时期就有了，至于它是不是早于民国出现就不得而知了。“以前我们都见过，那时写信都用毛笔，每写一封信是3分钱，整个北城大概有10家左右。但后来识字的人多了，这种生意也就慢慢淡了起来。现在，都用上电话、手机了，好像也就没人会去请人代写书信了。”几位上点年纪的居民这样告诉记者。

　　既然人们都不写信了，那代写书信这种职业还会存在吗？经多方打听，北城现仍存有两家，但已非以代写书信为主，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仅仅是帮人写字”。在当地居民指引下，记者先后来到这两家“写信铺”。

　　记忆中的“写信铺”

　　居民们所说的两家“写信铺”都位于高古楼附近，并以一街相连。在外人看来这仅仅是一个可以“写字”的地方，而对于当地人它又包含了怎样的人文记忆？

　　“我虽是昆明人，但老早以前就来到北城并在这里住了下来，对于北城以前的面貌会习惯性的和老昆明做一些比较。相比之下，它们虽有少许差异，但‘代写书信’这一行并没有区别，基本都是用‘正体字’。现在人们大多写简体字，认识‘正体字’的人越来越少，虽然能猜到但不一定会写。以前在北城代写书信的人们大多会找一个铺面，要是没有就在路边摆一个摊，然后摆上纸墨便算开张了。那时候，由于书信是人们沟通的唯一方式，因此他们的生意很好，有的整天都在帮人写信。他们总能在‘方正’之间体会到人情的冷暖。也因如此，他们似乎无所不能，书法、国画、测字，甚至是看病。或许，在他们的思想中，多懂一些东西，并非是为了招揽更多的生意，而是尽量帮助他人。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现年78岁的王国华说。

　　“写信先生懂得多，能治病，还能测算吉日。”这是记者在北城听到的对写信先生最为普遍的描述。他们真是这样吗？

　　记者来到其中一家“写信铺”。店主田世忠表示，他在这里开店已经有七八年了。他说：“以前，写信先生的确是多才多艺，但现在大多已经过世，而我对他们也仅仅只有少许了解。那时人们不识字，除书信外只要遇到与写字有关的事都会去找写信先生代写，在书写过程中他们会聊起家常。写信先生从而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比如说哪家谁生病了，生了什么病，其都会出于好意给他们一些建议。但在穷人们看来，‘建议’通常会被看做救命的良方，久而久之人们去找写信先生‘看病’便成了常事。由此，人们也大多认为写信先生是集多种技能于一身的人物。”

　　据了解，写信先生平时除代人执笔外，有时还会研究点中医、书画等。但不管如何，从整体来看，以前的写信先生似乎都具有某种背景。而在这种背景下又会衍生出怎样的故事呢？

　　捡拾被淡忘的文化象征

　　“他们的背景和一般人也不一样，大部分都有文化。这些人学习‘老学’，他们研究老子的学问。因此，在文化修养上要好于他人。以前，在高古楼旁的街道上就有一个名叫‘知机处’的店铺，主人是滇军中一个团副的二太太，她也是写信先生。”熟知北城历史的当地居民白子毅这样告诉记者。

　　据了解，白子毅所说的这位太太名叫曾荣生，因其夫在台儿庄战死后回到了北城。“小时候别人就给她算命说：‘因家中富有，要好好教她识字，以后便靠笔墨吃饭’。没想到这句话居然应验了。当她得知丈夫死后便请了神婆来给丈夫‘招魂’。神婆说他死于枪伤，但其实他是被弹片击穿了脖子才死的。从此之后，她便不再相信鬼神之说。她回到北城改嫁后便在‘知机处’代人写信，兼刻印章等。”白子毅说。

　　曾荣生到北城时虽是民国时期，但妇女依然会受到歧视，很难找到可以糊口的差事。而她具备了诗书画等多方面的知识，因此代人写信则成了她生活的依靠。据了解，目前“知机处”所在的位置已经变成了理发店，而代写书信这种行业一直维系到上世纪60年代。那时，这些单干的写信人被集体组织起来搞副业，成为了书信组。此后，他们在时间的洗礼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中慢慢衰落。

　　直到今天，这些还存在的“写信铺”也都不再写信，而是专代人写对联和相关材料。从某种程度上说，写信不仅是意思的表达，还是文字的书写。在习惯了用键盘打字的今天，在我们淡忘了书信之后，还能否重拾那种文化的象征，像记忆中那些写信铺中的先生们一样提笔就来？这可能是一种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