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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失地不失长远保障

——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心得

　副市长 左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要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就要分析清楚当前征地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当前的征地是“一锤子买卖”，比如在玉溪城区周边的农田补偿标准是15万元/亩，政府把15万元给农民，农民把这亩土地交给政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至于这亩土地以后作为什么用途、是否能产生更高的收益等就与农民毫无关系；农民拿了这15万元去干什么，建房、做生意，还是吃喝玩乐挥霍掉，与政府也没有关系。

　　“一锤子买卖”的征地模式，村集体拿到土地补偿款后，经常出现“败光、分光、花光”的局面。“败光”，就是由村集体领导掌握这笔土地补偿款的全部或部分，以集体的名义用于对外投资，或拆解给别人，一旦决策失误或者搞利益输送，则损失巨大，甚至血本无归，反正钱是集体的，大不了不当村官了，留下一个烂摊子；“分光”，就是把土地补偿款全部或绝大部分分给农民，村集体所剩无几；“花光”，就是农民分到钱后，相当一部分人吃喝玩乐，甚至染上一些恶习或干一些违法之事，很快就把钱折腾完了。

　　要切实做到“失地不失长远保障”，就必须让农民每年都有一定的收入，这个收入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稳定。这个收入，要与被征收土地的质量和数量直接挂钩，相对稳定，忽高忽低，农民心里不踏实。二是较高水平。这个收入，一是要比农民自身种地的收入高，二是要比把土地租给别人获得的租金水平高，三是要比把钱存在银行的利息水平高。农民会比较、会算账，有了更好的利益，农民心里才会赞同征地。三是长远。为子孙后代谋利益，是农民根深蒂固的想法，这个收入要长久保留在农民手中，以后年年有，还可以继承到子孙后代。四是未来收入要有增长空间。要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比如玉溪城市周边的农用地变成住宅用地后，土地价格就会从每亩10-20万元涨到每亩400-600万元（当然，这需要道路、电力、通讯、学校、医院等很多的配套投入），这部分增值收益要让农民分享一部分。

　　在玉溪的征地制度改革探索中，对有关环节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明确。由政府主导并实施的征地工作，把征地款托管改为征地款入股到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村集体持有平台公司股权，由财政局对股权本金及固定股息回报进行担保，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村集体持股5年后，可以将股权按照成本价出售给政府平台公司。村民个人急需大笔资金时，可以将他在村子里相应的股权分红权抵押给政府平台公司，由平台公司协调银行向其贷款，平台公司为村民的贷款提供担保。新的征地制度由“保本、付息、分红”这六个字转换为“保本、付息、分红、流通”这八个字，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认可，高速公路、产业园区的征地工作非常顺利。

　　通过实施新的征地制度，不但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确保了农民每年会获得这样的收入，充分体现了以农民为本，这就是“科学发展”。群众会算账，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就会大力支持政府征地，改变了此前征地就是“矛盾焦点”这一局面，实现了征地工作中的社会稳定与和谐，这就是“和谐发展”。由于农民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征地工作才能顺利推进，建设用地需求才能得到充分保障，园区建设、城市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才能快速实施，经济社会就能“跨越发展”。所以，敢于担当、勇于创新，通过实施新的、科学的征地制度，就同时实现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跨越发展”，实现了“三大发展”的辩证统一。这也同时说明，“四群”教育工作的核心是群众利益，只有切实、公平、公正地维护群众利益，群众才会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这也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跨越发展”的前提和目的。

　　新的征地制度对于政府、集体、农民这三方都有好处，并且能够统筹兼顾。对政府来讲，一是获得了村集体和农民的支持，把维护和谐稳定的工作由事中、事后转换到事前，从源头上化解了征地矛盾，实现了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征地工作更顺利，项目用地更有保障，能更好地实现跨越发展。三是在金融管控比较严厉，地方政府融资难、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以比较合适的资金成本、比较少的启动资金就可以推动项目建设，特别是铁路、高速公路、产业园区等当前必须干的项目。对村集体来讲，一是巩固了村集体这一基层组织。一些村组的土地被征收后，土地补偿款“败光、分光、花光”现象突出，农民失去土地后，在村里闲着的、在外面漂着的、在社会上混着的、在各个城市里打工的，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无法把他们组织起来，几乎是一盘散沙。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村组没有稳定、长远的收入。财政财政，若没有“财”，基层组织的“政”就难以巩固和加强。现在有了稳定的“财”源，基层组织的“政”就可以巩固和加强。二是村集体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获得了更高的回报，这个回报比种地的收入高，比土地出租的租金水平高，也比把钱存入银行的利息水平高。三是降低了村官把全部征地款“败光、分光、花光”的可能性。村官可能把第一年、第二年的股息收入“败光、分光、花光”，但不可能长期这样，毕竟上级组织和群众会发现，这样就可以“亡羊补牢”，毕竟未来还会继续有稳定的收入。四是从激励机制上促使现任村官持续干好工作。因为村集体每年都有一定的稳定收入，村官如果想长远主导这些钱的使用，就必须在每三年一次的换届上继续当选，为了当选就必须好好工作，更好地服务村民，否则就很可能选不上。对农民来讲，一是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获得了比种地、存银行更高的回报，增加了财产性收入。二是确保了农民失地后不失长远保障，维护了农民的长远利益。三是农民能更好地工作、生活在城市。四是在农民“金钱掌控能力”不高的情况下，征地款不是一次性拿到手里，可以规范农民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