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川区

　　1924年3月，孙中山先生对入粤北伐滇军进行了一次《革命成功，国民始得享幸福》的演说。他认为：“滇军入粤，是由于民国十年，本大元帅到桂林预备北伐。当时顾（品珍）总司令在云南很有志气……一心一意带了你们这些滇军，跟随本大元帅北伐。滇军这次继续顾总司令的志气，为革命而奋斗，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真是仁义之师。”

　　其实，这段历史才仅仅翻过去了近一百年，但是后来人对这一段历史很模糊，很少有人清楚在玉溪当地是否也曾有怀着报国理想的有识之士参与其中。近日，记者意外获悉在抗日名将唐淮源故里的江川县江城镇，孙中山先生就曾亲书“冠勇三军”横幅，赠予当地一位黄姓将领。在时光的磨砺中，不知这位曾经的将领是否还“光辉”依旧？

　　未曾听说的陆军少将

　　江川县江城镇是名将唐淮源故里，唐家的老宅子就在距离当地文星阁不远处，是一所土木结构的建筑。不过，记者此次前来的目的是寻访那位黄姓将领。关于这位黄姓将领，记者在地方史料中找到了这样简短而模糊的记载：“黄得廉（亦称黄得濂），字映泉，江川县江城镇人。因荣立战功，得孙中山褒扬，并亲书‘冠勇三军’横幅，赠黄得廉。其后，晋升少将旅长。”简单的几行字，却成了寻访的重要线索。

　　财神庙是老者们经常聚集的一个场所，人们在这里聊天，谈论着现在的国家大事。由于史料中部分关键信息的缺失，记者试图从这些老者口中寻找一丝可以继续寻访的只字片语。但可惜的是，在经过交流之后，人们还是对唐淮源“情有独钟”，丝毫没有理会记者询问的是黄得廉。在弥漫着关于唐淮源事迹的讲述中，一位老者站在走廊边上，用低弱的声音说：“民国时期，这里是有个叫黄得廉的，听说孙中山还写过字给他。”此语一出，老者们都陷入沉思，很快，他们又争论起黄得廉到底和江城哪家人有关系。一位老者对记者说：“你到文星阁南边的街上找一个叫黄志得的，他也许会知道。”

　　投笔从戎离家乡

　　江城镇文星阁南街，正午的太阳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古朴而狭长的街道。阳光虽然刺眼，但人们还是惬意地在冬季里沐浴温暖的阳光。

　　黄志得悠闲地坐在路边晒太阳，他虽已80多岁，但思维和表达依然清晰。记者问起黄得廉，他说：“确有其人，他家以前就住在文星阁附近，长大后他便外出当兵去了，后来还当了大官。国民党时期，江川县很重视他。”说到此处，黄志得似乎想到了什么，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黄得廉是黄建恩的伯父，黄建恩就住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去找他就可以了。”

　　在黄志得和路人的指引及黄建恩儿媳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他的居所。这是靠近公路边的一幢小楼，开门进入，眼前一片昏暗。黄建恩的儿媳笑道：“刚进门，适应一下就好了。”在昏暗而陌生的环境中，人的思绪似乎会更加活跃，而即将见到的黄建恩又会怎样讲述已被岁月渐渐淡忘的这位陆军少将呢？

　　黄建恩今年已有86岁，因耳背，记者与他交谈时都要经过其儿媳“翻译”。在得知记者的来意后，黄建恩忙碌着从里屋拿出了一本老家谱，几经翻阅后他指着黄得廉的名字说：“他就是我的四伯父，生于清光绪甲午年（1894年）正月十二辰时，字映泉。他父亲叫黄兰，是前清文人。四伯父家以前就住在文星阁下面，家中有两间小平房。他毕业于县高等学堂，在江城小学任教。四伯父自幼羡慕岳飞、戚继光等爱国将领。任教不久，时值军阀混战，他便毅然投笔从戎，并于民国初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校期间，因品学兼优，深受讲武堂总办（校长）李根源器重，并视他为学校优秀学生。”

　　据史料记载，李根源任讲武堂总办时为1910年。上任后，他为云南陆军讲武堂倾注了大量精力。从校址的选择到落实学校机构、购买教学器材，乃至骑兵、炮科使用的骡马，都躬身亲行，设置步、骑、跑、工4个兵科，学生分甲、乙、丙3个班。甲、乙班主要训练现役军官，学期一年。最值得注意的是丙班，这个班在社会上招收16岁至22岁具有中等以上文化，品行端正者，学期长达3年。因讲武堂原系清朝为编练新式陆军所设，按照清政府规定，讲武堂主要训练现役军官。李根源上任后就突破了这项规定，面向社会招生。

　　由于黄建恩无法说明黄得廉是何时进入讲武堂的，但不妨做这样一个推断：从时间点上看，黄得廉生于1894年，1910年李根源任讲武堂总办，1916年之后军阀开始混战。因此，黄得廉进入讲武堂时大概为20岁左右。

　　说起自己的四伯父，黄建恩已无法为记者提供他在家乡的更多细节，只是说黄得廉曾经回来过一次，那时他还是连长。“他回到家乡，是因他从滇南剿匪回来路过江川，便在家中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便随部队走了。随滇军去广东后，他晋升为营长。”黄建恩说。

　　“冠勇三军”显仁义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两系，奉系军阀和其他地方军阀也相继形成。各军阀间为争夺地盘，扩充实力，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打倒北洋军阀，结束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已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

　　据记载，1917年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即任张开儒为陆军总长，方声涛为广州卫戍司令。而黄得廉所在的这支入粤滇军在他们的带领下，派兵监督广州有关税收机关，督导其向护法军政府提供财政费用，不遗余力地支援孙中山的各项主张，并使桂系、粤系等势力不敢轻举妄动，使其成为孙中山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军队，孙中山因此一度将北伐的希望寄托在这支云南地方军队身上。

　　时间回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桂军沈鸿英奉吴佩孚命令进攻广东，黄得廉在广东博罗与其作战，并以寡敌众，身负重伤。黄建恩回忆道：“为表彰其英勇，四伯父被晋升为驻粤滇军第二军第十二团团长。民国十一年，广东省督军陈炯明背叛革命，孙中山暂避永丰舰。”据记载，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六一六”事变进攻孙中山，意在驱逐孙中山离开广东。为了安全，孙中山暂避到永丰舰。他依靠桂军和滇军的杨希闵、范石生等人的支持，于同年12月组织讨贼军，进攻广州的陈炯明。1923年（民国十二年）1月，陈炯明被驱逐出广州。

　　黄建恩告诉记者：“四伯父当时的军长就是范石生，他在保卫革命大本营战役中荣立战功。孙中山也在犒赏三军大会上，褒扬他英勇战斗、忠心卫国，并写下了‘冠勇三军’横幅赠予四伯父。同时，面谕范石生任命他为驻粤滇军第六旅旅长，兼第十二团团长，奖赏两千大洋，以资鼓励。”但是，大洋、官衔这些并未让黄得廉过上安逸的日子，甚至引来了杀身之祸。“四伯父得到嘉奖之后，引起了军中一个杨姓军官的忌妒。在他开会时，这位军官安排杀手，从背后开枪将其杀害。三日之后，四伯父部下才得知其被暗杀的真相，随后便在广东石龙车站附近的关帝庙将杨姓军官枪毙。四伯父死时有32岁，原本我们家中存有一些他的私人物件，但因历史原因都找不到了。记得在一张照片上，四伯父曾骑在马上手持指挥刀，看上去很威武。”黄建恩回忆着。

　　回顾历史，在我们身边总会发现有很多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当地人为理想而走向报国之路，而黄得廉所做的一切似乎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孙中山先生《革命成功，国民始得享幸福》的真谛。（记者 顾世丹 文/图）